1937年，在民族命悬一线之际，郑振铎在文化畛域发起了一场“遑急冲锋”的战斗——他在被敌伪追捕、糊口无着的极点环境中，戮力为国度抢救珍本古籍，长久信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。据统计，他为国度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1.5万余种，共有6万多册。

郑振铎。 

有感于郑振铎书生报国的义气，中国东谈主民大学教训吴真历时十五年，长远日本各藏书机构，通过寻找广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，钩千里郑振铎及“文献保存同道会”同仁与敌东谈主争夺典籍珍笈的危急处境和复杂花式，挖掘出中日学者怀揣各自心念念争夺古籍善本的历史微细。

近日，吴确凿磋议遵守展咫尺众东谈主眼前，生活·念书·新知三联书店推出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。她从竹素史的角度切入抗日干戈，重现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宽泛生活史。

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。 

这既是一个东谈主的抗战史，亦然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——他们为国度持续文脉，在危难时刻挺起了民族的脊梁。

从五四办法干将到竹素看管者

南边+：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的磋议角度可谓别具肺肠，求教这项磋议和写稿的发祥是怎么的？

吴真：2009年起，我有两年多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念博士后磋议，我在藏书楼里偶然翻到一册《广东战后回报》，书中有一段翰墨论说了1938年底，作者在广州见到各个大学的典籍被日军弄得一派错落，日本士兵把典籍铺在湿气的水泥地上打地铺。其中有一位来自台北的教训，专门持重征集与汇总有价值的典籍。这笔纪录引起我对追查“中国被劫典籍”的极大瞻仰。

中国东谈主民大学教训吴真。 

凭据1946岁首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的追索清单，抗战时期中国共亏蚀公家竹素2253252册、私家藏书488856册，但这仅仅中国政府凭据“友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”（下称“盟总”）对于要求补偿文物的条件法例所能开列的名单。因为盟总要求列举抗战工夫亏蚀文物的称号、制作年代、花式、尺寸、分量等，最佳附有相片；对被劫掠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东谈主、原在何处、何时被劫掠等；如被日军劫掠，要求说出番号等，这样才算材料完竣，盟总智商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降。在这样严苛的条件适度之下，中国政府完成举证手续的被劫典籍数目仍有接近三百万册，但最终璧还、回到中国的唯有十五万八千多册。

那时在斗争到这段历史的时刻，我心里产生一个很径直的疑问：莫得被追回的二百多万册竹素，它们到那处去了？因为竹素不会我方语言，它们在干戈中际遇的劫难，需要有东谈主记录、有东谈主论说。

自后的十五年间，我每次到日本访学，一边从事古代戏曲文献的专科磋议，一边追查中国被劫典籍的猜想尊府。渐渐地，这两条全都不相干的磋议旅途在一位文化先贤的身上发生了交叉，那即是中国俗文体磋议始祖郑振铎。

南边+：郑振铎是1919年五四办法的别称干将。那时与古籍略有沾染的东谈主大多被视为“封建余孽”，为什么在全面抗战时期，郑振铎反而是古籍的看管者呢？

吴真：郑振铎在1931年从剪辑转行，成为燕京大学国文系教训，他在课堂上考验昔时“之堂之堂”的演义戏曲说唱俗文体，但这些文献并不在传统的经史子集目次之中，因此需要磋议者我方征集文献。亦然从那时刻启动，郑振铎造成一个专门储藏古籍的藏家，鲁迅评价他说：“恃孤本阴私，为惊东谈主之具。”

1937年淞沪会战中，郑振铎的一万数千册藏书被流弹烧得片纸不存。他那时就意志到，“书生报国，不徒在抱残守阙”，也即是说，书生报国，并不仅仅保全我方的藏书，而是应该主动出击，去抢救那些“先民精神所寄”的古籍。

1937年淞沪会战中，郑振铎亏蚀了一万数千册藏书。 

然则这一举动，在那时并不为郑振铎的一又友们所采集，他最佳的一又友叶圣陶以为“咫尺只消看到苍生之流离颠沛，战地之伤残毁坏，则那些古董委果毫无出钱保存之情理”。巴金以至说：“敌东谈主的枪刺越来越近了，我以为不可抱着旧书保护我方，即使是稀世瑰宝，在必要的时刻也不吝让它与敌东谈主两败俱伤。”

郑振铎是站在国度高度去抢救古籍的。他以为，消一火的国土还有还原的一天，但文物古籍的散佚更可能有去无回，无从弥补。他最顾忌的事情即是“史在他邦，文归国外”。是以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，他不吝冒着生命危急，承受着经济上的莫名也要设法收书。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，郑振铎为国度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1.5万余种，凭据我最新的统计，这1.5万余种偶然是6万多册。

南边+：抗战工夫，郑振铎的日志和书信、著作“有所讳”，你通过比对中日档案、书信、书店账单等“特意史料”与“意外史料”，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。在这个经过中，你有哪些非常的体会？

吴真：历史学家布洛赫把那些狡计存留某一部分旧事、同期又梗阻某一部分旧事的历史叙事称为“特意史料”。我在《暗斗》一书中利用了20多种个东谈主的日志以及回忆录、著作，然则我相称严慎地使用这些“特意史料”，何况利用了更多的“意外史料”，比如海表里各大藏书楼、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文献，以及事件经过中参与者或眼见者意外志留住的现场记录（比如竹素上的赠语题跋及图章、同道会的信件），还有相对来说利益不甚猜想的旁不雅者记录——王伯祥、夏承焘等东谈主的日志，开明文东谈主群的信件、日本藏书楼员的集体回忆。

我以为，由于每个东谈主在历史事件中的态度及利益均有互异，又或者是为了回避某种风险（比如郑振铎为了幸免日志落入日伪密探手中），各东谈主均遴选了自私叙事或者单方面叙事，狡计存留某一部分事实，同期又梗阻某一部分事实，这就导致不同主体的“特意史料”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间隙，也影响了今东谈主对于历史事件的采集与判断。

比如说，郑振铎在日志里从来不提与出资方的重庆中央藏书楼、保存古籍的法宝馆等抢救文献行状的猜想信息，然则各式历史档案，还有郑振铎与张寿镛、蒋复璁的数百封信件，又明确地纪录了这段历史。是以咱们需要在私东谈主日志与历史档案之间开发猜想，这样智商拼接出抗战时期郑振铎奥密步履的相对完竣的拼图。

吴真在日本各大藏书楼检索尊府。 

另外一个例子是郑振铎在抗降服利之后发表《记复社》一文，详备记录这个奥密团体的抗日救一火地下举止，然则著作列举了复社的出书物中却莫得好意思国最初记者斯诺的《Red Star Over China》（红星照射中国）第一个汉文全译本《西行漫记》。1938年2月，复社组织翻译出书的《西行漫记》还是问世便引起震荡，在一年内连印五次，五万本书分布到了全中国，不少后生东谈主阅读这本书后深受“红星”的震撼与感召，奔赴延安投身调动。郑振铎要是写了《西行漫记》，就会带来实践的好多空乏。

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讲明，咱们在回望历史时，虽然应该属意历史东谈主物说了什么、作念了什么，然则，他们“作念了而不说”或者各东谈主说法不一的那些“历史留白处”，更需要咱们利用多种视角的历史文献去补全。

书生报国，竹素与纸笔都可为矛

南边+：1941年，在上海的文献保存同道会为什么弃取香港作为古籍的中转站？

吴真：上海那时已经被日本艨艟包围，而且太平洋干戈一触即发，这些古籍必须尽早运出上海。1940年底，郑振铎他们推敲过从上海径直运往好意思国暂存，但这需要遴选酬酢门道，用好意思国驻上海大使馆的“酬酢文献”方法运出，智商绕过日本监控下的上海海关出海，但这一决策遭到好意思方拒却。要是遴选伪装包装的民用邮寄方式，一是上海至交意思国的邮资过高，二是风险过大。因此，上海直运好意思国的决策被烧毁了，古籍按计议奥密内运到重庆中央藏书楼。

那时上海纵贯重庆的门道也在日军管控之下，因此古籍须先运至香港。全面抗战爆发以后，香港一直作为内地物质补给线的中转站，通过港穗线、滇越线、滇缅线，将物质运送到内地。跟着日军进一步侵犯，蓝本的滇越铁路、公路被日军堵截，滇缅路成为中国唯独的国际交通线。上海的同道会抢救下来的古籍多达六万册，内运只可遴选大都货运方式，即“上海—香港—仰光、腊戍（滇缅公路）—昆明—重庆”。

南边+：在香港又是哪些东谈主士在持重策应这样大量的古籍呢？

吴真：香港大学汉文体院主任许地山教训、香港大学冯平山藏书楼馆长陈君葆，这两位学者担负起了这个重担。昔时磋议者凭据中央藏书楼档案，以为古籍运港是1941年启动的，此次我在郑振铎1939年12月发表的《劫中得布告序》中有一个新发现——他流露这一年以一己之力抢救了八九百种耽溺之图籍，并说：“每念此间非藏书福地。故前后所得，都寄庋港地某君所。随得随寄，未知何日再得展读。” 1956年上海古典文体出书社结集出书《劫中得布告》，出于某种护讳，将“港地某君所”改为“某地某君所”，自后的《郑振铎文集》都沿用此版，这样就遗失了郑振铎在1939年留住的密码。

2023年底新发现的郑振铎1939年日志。

这位为郑振铎支柱竹素的“港地某君”，即是他学生时间的好一又友许地山。1941年6月，中央藏书楼、庚款会、栽培部各方面，“他们都不愿负这包袱，不愿给与，但和地山一通讯，他却坐窝答理了下来”（郑振铎《悼许地山先生》）。

在这样的零乱情景中，恰是因为有1939年古籍寄港的得胜申饬，郑振铎先行后闻，请中国书店的伴计们帮衬快要三万册古籍分装成两千多个买卖邮包，在两个月之内一包包地邮往香港大学。许地山也不问这样多邮包是给谁的，就默然地拿提货单去取货、点收，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藏书楼之内。1941年8月4日，许地山因腹黑病骤然圆寂，这个职责又由陈君葆接替。

香港大学冯平山藏书楼。 

南边+：郑振铎对于中国文化史的首要作用，你用了“鲸落”来面目。那么，咱们在今天应该怎么来再行凝视与评价郑振铎这样的书生？

吴真：郑振铎是“五四”文体调动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体社团“文体磋议会”的发起东谈主，耐久担任那时的国民读物《演义月报》主编，他写有《海燕》《临了一课》等脍炙东谈主口的名篇，亦然泰戈尔《飞鸟集》的最早汉文翻译者。

郑振铎虽然是新文体的组织者以及首要的当代文体作者，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还有更高的地位。第一是因为他所撰《插图本中国文体史》《中国俗文体史》，独创了中国的俗文体磋议。第二是他生前经手搜购、抢救、保存的古籍，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藏书楼的古籍基本库藏。

在他导夫先路的中国俗文体磋议、版画磋议、文物磋议诸畛域，今天的磋议者们所磋议的宝贵文献与文物，好多都是当年郑振铎戮力搜求保全下来的，而且大部分是1937-1945年间在上海和“文献保存同道会”的同仁们奥密抢救保存的宝贵古籍。

郑振铎抢救的独特古籍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。 

事实上，长达十四年的抗日干戈，不仅有真枪实弹的武力格杀，更有另一条护讳的文化抗战。郑振铎在多篇著作中阐释了这场无声的干戈，比如他说珍本古籍被侵犯者四肢“磋议（中国）场合情形及行军旅途”的尊府，敌东谈主载之东归，“足以适度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”。他抱着“史不一火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一火”的爱国热枕，顾惜抢救史部竹素。“旧书店里也会冒出对敌斗争的硝烟”，古籍生死系于国运，国衰则未免“史在他邦，文归国外”；反之，若能守住民族文献，自能饱读励东谈主心，顽强抗战卫国之信念。

从干涉五四办法到抗战时期的文化救一火、抢救古籍，不错看到词人墨客三十年的生命弧光，那即是：书生报国，竹素与纸笔都可为矛。

采写：南边+记者 戴雪晴 刘炜茗

图片：受访者提供云开体育